对俄远东地区中国投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其中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环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毫无疑问，俄罗斯包括其远东地区的投资环境不能令人满意，这也确实是这个地区吸引外资包括中国投资数量有限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时已久，而且俄方上至联邦中央下至地方政府也多次承诺要改善投资环境并已经和正在为此做出努力。遗憾的是，迄今情况并未出现根本的扭转。笔者认为，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俄罗斯投资环境本身的分析上，还应当对深层次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笔者在此先做一点尝试。下面提出几个观点作为引玉之砖。
（一）“中国威胁论”在远东仍有影响
目前，远东地区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更多地转向非传统安全领域。著名远东学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教授撰文指出，“最近历史研究所在远东地区的调查显示，有64%的远东居民把中国视为俄罗斯东部边界安全的主要威胁，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对远东人的安全关切做了下面这样的解释：“俄罗斯已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严肃对待远东地区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但不像在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最初几年那样，主要指控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扩张，而是强调俄罗斯亚太地区的粮食、能源和生态安全。”换言之，拉林教授认为，传统安全问题已在远东对华关系中退居次要地位，非传统安全成为远东人更关心的问题。
在对华合作中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颇为关注的著名学者远不止拉林一位。早在2010年，以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科学联合学术委员会主席库列绍夫院士为首的专家组就对《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以下简称《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做过研究并写出分析报告。《西伯利亚科学》杂志以《俄中合作：未来的方向和暗礁》为题发表了该分析报告的摘要。该报告就提出政府和企业要对《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综合论证，以使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和企业的长远利益并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包括技术安全、生态安全、人才安全和经济安全等。报告还指出纲要中的大部分重点项目都属于矿物原料“在俄罗斯开采，在中国加工”这种方式。显然报告作者认为这种合作有损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报告发表时所用标题中的“暗礁”已然透露出作者的安全关切。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远东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米纳基尔院士也基本持上述观点。他在《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臆造的恐惧与现实的威胁》一文中指出，在远东，形形色色的有关中国“强权”、“侵略”等的“恐惧症”盛行，他还列举了相关文献中最常提到的远东俄中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威胁，现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第一，大量中国人移民远东，政治局势按“科索沃模式”发展，中国移民提出政治自决的要求，导致俄失去远东南部地区；
第二，中国人“悄悄地侵占”远东经济、不动产及土地，收购这一地区的主要原料储量，使远东在经济上脱离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原料殖民地；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和竞争潜力不断增强及其地缘政治战略因素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强化，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边疆区的一些地方将按“强力模式”回归中国版图。
米纳基尔院士对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是不认可的。首先，他认为“强力模式”发生的可能性相当低，这不仅是因为当今世界存在许多防止类似模式的机制，而且在作为两个核大国的俄36153中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原则上可以排除。至于中国居民向远东大规模迁移，在俄罗斯现行政策下未必可能；即使这种假设变为现实，但“科索沃模式”即由内部激发的军事政治而改变政治制度的威胁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假设。米纳基尔院士提醒说，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都有华人聚居的中国飞地，但过去和现在均未出现“科索沃模式”的先例。况且，这种模式是否能实现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俄罗斯自己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至于上面提到的成为中国的原料殖民地的可能，米纳基尔院士并未排除。相反，他强调指出，远东确实存在着不能掉以轻心的现实问题甚至威胁。其中主要有：
第一，由于无法建立起对远东生意和不动产特别是小企业的监督，中国人得以通过“一点一点地”购买住房、商业不动产和小块土地渗透到远东经济中，具有非凡事业心、勤劳和目标明确的中国人成为俄本地企业家乃至全体居民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使后者的市场竞争力下降。
第二，俄远东经济转变为中国市场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远东变成一个原料基地，不断向中国工业供应原料，成为中国向其他地区市场调拨加工产品的运输后勤中心。中国资金潜力进一步增加会使其在原料市场上进行经济兼并，使远东沦为中国的原料省。
第三，中国对原料资源的巨大需求将通过扩大对俄进口而引起远东乃至整个俄罗斯积累的资金向原料部门的再分配，这在俄远东资金不足以改善经济结构的情况下会导致其经济结构向比较简单的采掘部门倾斜，从而使其更加低级化和原材料化。
米纳基尔院士在这里描绘出远东经济在中国经济“威胁”下演变的暗淡前景。尽管也是一种假设，但足以透露出其对远东经济安全的担忧。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发生全面军事对抗，人类遭受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军事威胁等传统安全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则日益凸显。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顺利，特别是在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后，两国彼此已不再构成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不会产生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俄是领土毗连的邻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具有“外溢性”和跨国流动性，其影响所及非一道边界能够阻隔。这不仅指我国“非典”流行和松花江水质严重污染这样的突发事件，尤其发生于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和人员往来之中。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俄远东则是全俄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中国对俄劳务派出人员在俄逗留和务工也确有一些无序现象，引起俄地方政府的担忧及部分居民的负面反应。在对俄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能源、矿产、木材等资源类项目的偏好，也引起俄方的警觉和疑虑。出于保护本国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俄方出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和措施。这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当然，这些限制政策和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我方开展对俄劳务合作或投资合作的障碍。俄罗斯某些政治势力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排挤出俄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竞拍，就是一个俄方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对一桩商业行为进行政治干预的例子。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二）经济利益的碰撞是中俄一些投资合作项目过程曲折、推进缓慢的深层原因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已越来越淡化，而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地位越来越上升，成为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活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当今的中俄两国是战略协作伙伴，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盟友，双方的经贸合作包括地区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在合作中每一方都要在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使其最大化。但是，在具体的合作项目中，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的，发生利益的碰撞是在所难免的。这方面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双方对实施《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态度有显著差别。这个文件经两国领导人见证签署并公布后，在中方受到普遍的欢迎，收到热烈的反响，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积极落实，努力推进。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纲要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公布，在俄罗斯各界却遭到不少质疑甚至非议，其落实遇到一些或明或暗的阻力。
上面提到以库列绍夫为首的专家组对这个文件进行过研究并写出了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在学术界很有权威性，对政府的影响亦可想而知。其主要观点在俄罗斯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国家的经济利益这条主线展开的。
报告的第一部分题目就是“俄罗斯在与中国合作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条件和机制，应当根据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及绝对保障国家安全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利益来探讨和确定。”而俄罗斯国家利益之所在，“是确保俄罗斯公司可以得到中国的投资，在吸引中国投资进入俄罗斯联邦领土上具有前景的项目的同时，组织俄罗斯企业同等地进入世界潜在的最大的中国市场”。报告以告诫的口吻指出：“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有效发展的主要任务，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原料出口，而是发展深加工系统，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供货比例。”可见在报告撰写者看来，俄方的利益是获得中方的投资和打开中国的市场，中方的投资应投向俄方“具有前景的项目”；至于远东的矿物原料则要经过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后才能出口。
报告的第二部分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利益是在资源生产国得到原料来源，“通过获得地质考察、勘察和原料开采许可证，参股公司等方式直接获取原料资产（金属、碳氢化合物资源和储量；基础设施项目）”。在贸易方面，“中国的公司感兴趣的是组织进口中国经济所必需的俄罗斯产品”，如石油及石油制品、原木、黑色和有色金属、生物制剂、工业和医用激光等。报告的另一处则指出：“纲要从部门结构和技术水平的观点来看是不均衡的。在俄罗斯的大多数生产项目都属于矿物原料资源开发领域（27项），而在中国境内的大多数项目是加工生产部门（41项）。”
库列绍夫报告所做的上述比较分析的结论实际上是：中俄在区域合作中的国家利益是不尽一致的，俄方要中国的投资和市场，中方则要俄罗斯的能源和矿物资源；资源开采在俄罗斯，而资源的加工则在中国，因此双方的经济利益是“不均衡的”。库列绍夫的上述观点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政界都有广泛的共鸣，这也许是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因俄方的保留态度而搁浅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上述事例并非个案，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俄罗斯太平洋输油管线走向从安大线改为安纳线最终定为泰纳线，这背后既有俄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又有日本参与的利益博弈。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石油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背景下，以中国向俄提供250亿美元优惠贷款，俄在泰纳线上修一条到大庆的支线而取得了利益大体平衡的双赢结果。俄政府在中国商品“灰色清关”问题上首鼠两端，在居民需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虑到流失的关税时又关闭市场，查抄货物。翻云覆雨之间也尽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和内部利益集团的平衡。至于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天然气价格谈判，因双方的报价差距太大而无法达成协议，近年来之所以取得积极进展，与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俄天然气市场前景堪忧使俄方不得不降低要价不无关系。
笔者曾就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只在中方一侧开通，俄方并未对等开通一事求证于俄联邦地区发展部远东市场研究所所长扎乌萨耶夫教授。他答称这种局面是中俄双方的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不同决定的。中国的轻工产品、食品和家用电器等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在俄罗斯既有价格优势又有市场需要，适合于在互市贸易区展销，供来旅游的俄罗斯消费者选购；而俄罗斯的能源、矿产、木材等资源性商品都是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且不宜摆在柜台上展销，中国进口商如需要尽可到俄供应商处洽谈签约，组织进口，俄方自然无须投资再建互市贸易区。实质上，中俄在互市贸易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都是利益差别使然。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两国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中俄双方既是战略协作伙伴，又是市场竞争对手，经济利益有差别，有矛盾，有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双方为此不能因噎废食，将合作项目束之高阁，而是要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以适当的妥协求得分歧的弥合，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做到在合作中互利共赢。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三）中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相互认知的反差是双方合作的深层障碍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合作双方因文化差异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不能及时有效化解而导致经济合作出现波折甚至遭受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
“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投资人、经理人员及其他各种企业从业人员在语言、思维、民族心理、社会习惯、价值观、信念、风俗、宗教、传统、政治思想及整个民族性、世界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还表现在上述各方面综合作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另一种文化主体在理解和把握上感到困难、费解。而两种文化主体出现矛盾、冲突甚至对抗的状态则意味着文化差异引发了文化风险。”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一些投资项目虽在俄已立项，但推进缓慢，障碍重重；有些已建成投产，但经营困难，举步维艰。更有甚者，有些项目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究其原因，既有中方投资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也有俄罗斯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中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冲突的原因。即使由于双方或一方出于安全关切和利益考量而突生变故，其深层也往往潜藏着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因素。
第一，投资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民族性格的不同对经济合作的影响。
一个民族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如地理位置、气候及自然资源决定着这个民族的人口、生产与生活方式，而后者则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经济水平及社会组织形态即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和自然环境使生活于其中的民族逐渐形成统一的、相似的心理过程和群体心理特征即民族性格。中俄两大民族形成时远隔千山万水，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迥异，因此文化就存在着很大差别。简言之，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包容性文化，而俄罗斯文化则是以东正教精神为核心的排他性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庸和谐，这种精神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待人（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表现出宽仁厚道、忍让谦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接物（处理问题）方面，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权衡轻重、理智稳健的原则。中国人说话办事，总是力戒偏激偏执，不讲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适可而止，力求恰到好处。
俄罗斯文化是二元结构，俄远东学者扎比亚克认为，俄罗斯人的世界图景体现了鲜明的二元论特征。这种二元结构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一分为二，后者指统一划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方面，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异中有同。俄罗斯的二元论则是绝对的两分法：矛盾双方完全对立，找不到中间的过渡和融通。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使俄罗斯人遇事总是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养成了极端化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民族的看法是，“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
在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中，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的差异时有表现。例如中国商品的“灰色通关”问题，本是20世纪90年代，在俄进口关税偏高且进口商品通关时间过长情况下产生，在俄方清关公司和海关人员介入下运行的半合法的通关方式。中国政府不反对俄政府整顿市场秩序，取缔“灰色清关”，同时希望俄方尊重中国商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人身和财产安全；主张通过中俄政府“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这一机制，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规范两国的贸易秩序。俄政府对“灰色清关”则采取前后矛盾的态度，在认为这种通关方式尚有存在必要时，默许其公开存在，听任俄海关人员及其他利益集团中饱私囊。在不想让这种通关方式继续存在时，总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加以查封没收。2009年6月29日，在事先未作通知的情况下，撇开中俄“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机制，莫斯科市政府突然采取行动，强行关闭位于莫斯科市东部的切尔基佐沃市场，将华商的货物连同资金和账册全部封存，让华商持合法证明文件去认领。中国驻俄使领馆派员与俄有关部门交涉，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团赴俄协商，均未得妥善解决。这就是著名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这一事件造成数万华商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俄方处理这一问题的前后做法和态度，鲜明地表现出其极端化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办事，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当变通，灵活处置；而俄罗斯人办理公事讲究程序，丁是丁，卯是卯。在我国驻远东的中资企业中，员工多是一专多能，根据工作需要灵活调配，所以会开车的电工临时当司机，懂电气的钳工临时干些电工活，在中国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俄有关部门去中资企业检查，碰到上述情况就要开罚单，理由是中国职工必须按劳务大卡上规定的工种务工，否则就是违规，就连办公室的职员到食堂帮厨，都在禁止之列。再如，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有的企业设“公关部”或专职公关人员，专门对管理部门和交易伙伴进行“公关”，无非是通过友好交往，联络感情。在俄的中资企业有的也把这一套办法用到当地有关部门官员或做生意的俄国伙伴身上，逢年过节请他们赴宴，馈赠礼品，甚至邀请他们偕家人去中国旅游，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官员在办理涉及企业的公务时给予关照，行个方便；或希望交易伙伴在价格或贸易条件上能做些让步，立场做些“松动”。但这样做的结果多是事与愿违，俄罗斯客人酒喝了、饭吃了、礼收了，然而“关照”、“方便”、“让步”、“松动”却没有如期而至。于是中国人抱怨俄国人不给面子，不讲交情，“一根筋”、“死脑瓜”。而在俄国人看来，请客吃饭是私人交往，办公务走程序，做生意要赢利，一码是一码，不能混为一谈。正是这种不同的风俗人情、文化差异，使不少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经营按中国“套路”行事，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文化差异导致的两国国民相互认知的反差，是影响中俄双边.系健康发展的潜在因素。2001年1—3月，俄罗斯阿穆尔大学扎比亚克教授领导的科研小组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和中国黑河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在中俄两地得到的答案是耐人寻味的。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对于“中国人具有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请列举其中主要的特点”这个问题，超过0.5%被调查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民的答案依次是：“勤劳（20.5%）、放肆无礼（13.4%）、不修边幅（9.4%）、狡猾（8.6%）、精明能干（6.6%）、集体主义（2.8%）、粗野（2.8%）、目标明确（2.6%）、不文明（2.4%）、顽固（2.3%）、怀有善意（2.1%）、贪婪（2.1%）、容易共事（1.9%）、残忍（1.9%）、极不讲究（1.5%）、容易激动（1.2%）、组织性强（1%）、侵略性（1%）、爱国主义（0.9%）、传统性（0.8%）、傲慢（0.8%）、耐劳（0.6%）”。
对于“您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请列举其中主要的特点”这个问题，不少于1%的被调查的黑河市民的答案依次是：“懒惰（11.8%）、善良（11.4%）、心肠好（8.3%）、轻信（6.4%）、好客（4.7%）、胆大冒失（4.6%）、慷慨（3.8%）、富有同情心（3.8%）、爱劳动（3.7%）、不负责任（2.7%）、酗酒（2.3%）、有耐性（2.2%）、坦率（1.8%）、无知（1.8%）、组织性差（1.4%）、不可预料（1.2%）、理智（1.2%）、勇敢（1%）”。
从同一类问题在两国边城调查结果的对比来看，两国边民对对方的文化认知反差是明显的。当然，从居第一位的相互评价来看，似乎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要好于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评价，然而这毕竟是对对方劳动态度的评价，这种性格对于两国关系并无直接影响。抛开这一点不说，在其他方面，特别在关乎两国关系的民族性格方面，两国边民相互认知的反差很大。俄罗斯人用了诸如放肆无礼、不修边幅、狡猾、粗野、不文明、顽固、贪婪、残忍、极不讲究、侵略性、傲慢这样的贬义词来描绘中国人的性格，至于不带贬义的评价，也多为中性的。反过来，中国人却用了很多褒义词，如善良、好心肠、好客、慷慨、富有同情心、爱劳动、有耐性、坦率、理智、勇敢等来描绘俄罗斯人。而稍加批评的用语也多为中性。可以说，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多是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而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认知则多是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而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这种消极甚至是负面的认知，正是俄罗斯人对中国这个国家不正确认知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现代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存在的土壤。无怪乎拉林教授指出，在他们于2011年所做的问卷调查中，有64%的远东居民把中国视为俄罗斯东部边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列瓦达中心2013年6月以《俄罗斯人的立场和对国家的威胁》为题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59%的人担心中国的扩张，1998年担心这一点的人只有26%”。
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有多方面原因。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李随安研究员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俄罗斯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起即在俄国泛滥的“黄祸论”在新形势下的变种，而俄罗斯人素有的排外心理则是“中国威胁论”得以在俄罗斯媒体上喧嚣不止的社会心理基础。从20世纪80—90年代起，随着中国的振兴和俄罗斯的衰弱，两国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及综合国力的对比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倾斜，使俄罗斯人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再加上俄罗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学者和传媒的误导甚至蛊惑，败坏了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他明确指出，“多种因素导致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认知出现不平衡，进而形成这一现象：中国人眼里的俄罗斯形象好于俄罗斯人眼里的中国形象”。首发子站：中俄资讯网 来源：俄罗斯学刊
在现代双边国际关系中，两国国民的相互文化认知是国家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其对执政的社会精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也是后者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国内政治因素。俄罗斯相当一部分国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消极的甚至是负面的文化认知，不可能不对联邦和地方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大政方针乃至涉外部门官员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在俄公民的态度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中国对俄投资在总体上顺利发展的大形势下，时而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其原因自是不言而喻的。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俄罗斯学者中也有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上面提到的米纳基尔院士在谈到远东经济面临的现实威胁时指出，“与其说这是威胁，不如说是与一个强大的和有活力的邻国相互联系的客观条件，这种相互联系不仅是远东地区，也是整个俄罗斯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老实讲，这些条件会成为威胁也只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它们未被充分予以考虑；二是，我们把邻国的利益视作一种异己的同时也是敌对的文化表现”。在这里，米纳基尔院士从文化层面来剖视俄罗斯远东的“中国威胁论”，指出有人把中国正当的经济活动视作“一种异己的同时也是敌对的文化表现”。他进而认为，“必须遵循这样的信念和认识——俄罗斯的使命和对其而言在东亚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唯一机会，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努力在远东这个世界交汇点使各种文化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米纳基尔院士的看法是客观的，公正的，也是建设性的。